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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汉语教学的自主创新之路

2006年05月15日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 李润新

【内容提要】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总结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历史的反思和历史经验的回顾,论述了对外汉语教学摒弃印欧系语言教学路子的必然性,阐释了开创有汉字和汉语特点的自主创新之路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指明了走有汉语、汉字特色的教学改革之路的紧迫性;全文贯穿着“以汉字为本位”的教学理念;为了落实“以汉字为本位”,必须破除“汉字难学论”。

【关键词】汉字特色、汉语特色、教学改革、历史的经验

一、历史的反思

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总习惯在世纪末、新世纪初,对历史进行反思、审视,从中总结出“前车之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98 年 2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国际汉字与汉字教学研讨会”,与会的 180 位学者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比利时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次会上,中外汉学家们从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对半个多世纪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对多年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了较全面、较深刻的总结和研讨。在如何突出汉字和汉语民族特点上,在如何开展汉语教学改革,摒弃印欧系语言的教学路子,开拓有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突破。这次研讨会对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原北京语言学院(今改名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两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教授做了重要的中心发言《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他总结说:

长期以来,我们对外汉语教学所采用的教学路子,基本上是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现在仍然占主流地位的对外汉语教学路子的特点是:不严格区分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按照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模式组织教学内容和进行技能训练;把“字”和“句子”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使其成为词汇的附属品;追求教学方法的唯一性,或主张听说法,或主张功能法,或主张结构功能法或功能-结构法,等等。这样的教学路子是否反应了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值得反思。有经验的汉语教师至少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没有向学生系统介绍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的区别,致使学生语体转换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这正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主要原因;更没有充分利用汉字和汉语某些利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致使教学事倍功半。( 1 )

吕教授指出的上述问题,都是不争之事实。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正视,更不能熟视无睹,不能讳疾忌医。吕教授号召对外汉语教师对“这样的教学路子是否反应了汉字和汉语的特点”的问题要进行“反思”。这不是一般问题的反思,而是教学路子的反思,是事关对外汉语教学方向性、全局性的历史性反思。吕教授指出的“有经验的教师”至少都有三点“体会”,可说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师都普遍感到头疼的三大弊端,即“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汉字难学论”的普遍存在、“教学事倍功半”,这与我们的教学目标,与我们加快推广汉语的要求都是相背离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毋庸讳言,吕教授多年来走的也是“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但是,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这一新型学科的带头人,很注重兼听国内外同仁同好的不同意见,注重调研“占主流”地位的多数人的教学情况和非主流地位的少数人的教学情况,并进行了比较、审视和思辨,从教学路子上进行了反思,并得出了再也不能仍然走印欧系语言教学路子的重大结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我们采用的基本上是印欧语系的教学路子,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因此,努力探索新的教学路子,是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 2 )

吕教授在论文中引用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的意见:

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 3 )

吕必松教授高度称赞白乐桑先生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论述”。我认为白乐桑的论断可谓是“旁观者清”,他所指出的我们汉语教学处在“危机”中的评估,绝非危言耸听,只要我们联系吕教授指出的那些问题,就不能不认同他的论断是对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如果至今仍没有像这位外国同行的危机感,都应该幡然醒悟,处在“危机”中而不醒悟,只会在“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吕教授正因为存有“危机”加深的忧患,存有教学效率“事倍功半”的忧患,他才把“努力探索新的教学路子”,视为“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们应该体认这种当务之急的紧迫性,把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2005 年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不少国家的汉语教学专家都呼吁汉语教学应该进行改革,都主张对外汉语教学不应该走拼音文字的老路,应该突出汉语和汉字的特色,走“以字为本位”的教学路子。尤其是法国的著名汉学家,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强烈地主张汉语教学再也不能走“以词为本位”的拼音文字的老路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访谈录中尖锐地指出:“我经常听到中文难这种说法,很奇怪,说这话的都是你们中国人。”白乐桑先生的话真让我们中国人为之震撼,也发人深省。在世界汉语大会闭幕式的致辞中,许嘉璐副委员长号召我们:“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从实践中意识到,在信息化时代,汉语教学从内容、方法到手段,都应该有所变革,有所创新,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今后,‘汉语难学,汉字难认'的舆论和现状都应逐步有所改变。”

常言道:不了解过去的人必定会曲解现在。

汉语教学、汉语教材编写多年走印欧语系语言教学的路子,决非是偶然的,这在汉语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曲折。著名文字学家戴汝潜指出:

在 20 世纪初,由于西方经济文化的传入,中国出现现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 “消灭汉字,改用字母”的思想,“汉文乃半死之文 ” 的议论也就随之出现。( 4 )

从世纪初就出现的这种“消灭汉字,改用字母”的思潮,虽然没有发展成主潮,但是,在“全盘西化”幽灵在神州大地几度悠荡之际,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阴风不时掀起之际,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总是首当其冲,遭受贬损。汉语被“欧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著名作家、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对这种歪风曾经批评说:

我觉得“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是有偏差的。那时有些人以为中国语言不够细致。他们都会一种或几种外国语;念惯了西洋书,爱慕外国语言,有些瞧不起中国话,认为中国话简陋。其实中国话是世界上最进步的。( 5 )

老舍先生的话,十分深刻精辟,至今仍发人深省。

汉语的民族化与“欧化”之争,贯穿于 20 世纪。是重视汉字和汉语的特殊性,继承和发扬汉语的民族特点,还是把汉字作为词汇的附属品,忽略和抛弃民族语言的特点;是走拼音文字的“以词为本位”的道路,还是走“以汉字为本位”的民族化道路,一直争论不休。到了 50 年代初,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提出“汉语也走世界拼音化”的主张,对汉语偏离自己固有的突出“以汉字为本位”的路子,误入“以词为本位”的拼音文字的路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语这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与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本来是两股道上的车,却要殊途同归于一途。人家拼音文字按其固有的路子,轻车熟路地向前奔驰,我们汉语却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用拼音文字系统硬套汉语的现象简直层出不穷。只要西方拼音文字一出现新的语言流派,或新的语言教学法,有些人从不考虑适不适合汉语、汉字的特点及其规律,都争相照搬照套。而汉语固有的教学法、汉字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教学法,都几乎被遗忘了,被丢弃了。汉语和汉字教学的主体意识,丧失殆尽。在中国这个汉语、汉字的故乡,出现了“国内教学和研究人员对汉字的实际重视程度远不如国外的教学和研究人员”( 2004 ,李泉)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汉字被不少语言学家置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这难道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不应深深地反思吗?难道我们不应以炎黄子孙的名义,省悟出中国汉语教学的许多值得珍惜的历史经验吗?

二、历史的经验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种。汉字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本来,世界上有不少民族在古代都曾经创造并使用过象形字,但后来他们的象形字都如同恐龙一般死亡了,他们只好又创立了拼音文字。而我们的祖先,却一直坚守方块字的形式,他们以超凡的聪明和智慧,以象形字为基础,又创立了会意、指事两种造字法,进而又出现一个大飞跃、大突破,即向着半表音半表意的方向发展,使形声字成为汉字的主体,占汉字的 80% 以上。形声造字法,是中华民族在汉字发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举,它给汉字这一古老的文字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使它在世界文字之林中永放青春的异彩。汉字进入了电脑、网络时代后,由于它具有举世无双的形、音、义三位一体的三个信息源,又因为它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左右脑并用的“双脑文字”,所以被誉为世界最先进的“思维网络文字”。

著名作家、文字学家王蒙先生指出:

汉语是字本位的。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 6 )

他进而指出:

华文的字比拼音文字的字母不知重大凡几,而词与句的组合仍然离不开字。即使不承认百分之百的字本位,也得承认七八成的字本位现象。华文文学讲究炼字,这与拼音文字大不相同。( 7 )

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字,它在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发展中,早已积淀了许多优秀的、宝贵的教学经验,早已形成了汉语独有的、优良的传统。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正如王蒙先生所指出的,即汉语教学应“以汉字为本位”。这是符合汉字自身规律和汉语自身特点的科学的教学之路。历史教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沿着这条路子走,汉语和汉字教学就会在快车道上前进;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道路,误入“以词为本位”的路子,汉语和汉字教学就被误导到“误区”,甚至出现白乐桑先生指出的“汉语教学危机”。

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各语种之间,是可以互相吸收、互相借鉴的。但是,各民族语言所特有的本质特征及其传统,是只能一代代继承和发扬下去,而不能嫁接的。“以汉字为本位”,是汉语教学固有的传统;而“以词为本位”,是拼音文字固有的传统。将“以词为本位”的传统“嫁接”到“以汉字为本位” 的我们汉语教学的传统上,汉语教学怎么能不出现“危机”呢?为了使我们更深切地认知这一历史性的教训,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中国传统汉语教学的历史风貌。

中国传统的汉语教学,历来都十分重视汉字教学,一直是“以汉字为本位”的。汉字教学,作为学好汉语的基础,作为汉语教学的突破口,一直放在汉语教学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起周代下至近代,汉语教学的基础阶段,都是以识字教学为中心,“先识字,后读书”,是各朝各代汉语教学的纲领。即使在书面语和口语相分离的两千年中,各朝各代也都把识字即扫盲作为一项国策。基础汉语教材就是押韵上口的常用字识字课文。秦代的《仓颉篇》、汉代的《急救篇》、南朝的《千字文》、宋代的《三字经》和《百家姓》等,都是代代相传的语言兼文字教学的课本。从宋代起,《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成了互相配套的文言文的识字教材,也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教材。这套教材,被视为经典,凡初学汉语者,必读之,必背之,必做到“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用。《三百千》中,内涵极为丰富,学习者不光能从中学到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能学到许多中华文化知识,为其进一步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百千》可谓是“以汉字为本位”的典范。这套在全国作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普及本,通行全国,长达一千余年,影响极为深远。《三百千》的总字数为 2,720 个,这与现在所提的 2,500 个常用字差不多。当时的初学汉语者,只要记住《三百千》中的字,就可以读很多初级读物。据记载,盛唐时代,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数以万计,《三百千》也是他们必读的识字课文,并被他们传入到韩、日、越等国。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华人居住区“唐人街”,也广为流传。

在前后三千年的“以汉字为本位”的汉语教学中,已经形成了符合汉字自身规律和汉语自身特点的优良传统。我们应百倍珍惜。我们不但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应予继承和发扬,在对外汉语教学,包括少儿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应有所继承和发扬。

三、走自主创新之路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多年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走着西方拼音文字的路子,没有立足于汉字和汉语的特点,走自主创新之路。至今,对外汉语教学的主流仍然在教学上实行“跟进”拼音文字的路,往往西方语言学出了一个什么流派,我们不加分析地“跟进”、“照搬”,一些人写论文生搬硬套外国语言学家的论点,把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还应该指出,前些年,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上存在着学科理论上的误导,正如吕必松教授所指出的: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汉语是对外汉语的本体,汉语理论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理论。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实际上是一种理论错位。所谓理论错位,就是把某一学科的本体和本体理论拿来充任另一学科的本体和本体理论。

吕教授又进一步指出这种错位的严重危害性会直接危害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发展,使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这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尽快拨乱反正,使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健康发展,日益完善。在全国都在掀起的自主创的新热潮中,我们对外汉语教学不应该再“跟进”西方语言教学的路子了!要立足于汉语汉字的民族语言特点,走自主创新的改革之路。

改革,是各行各业发展的原动力。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存在着上述弊端,处于“危机”之中,我们要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新路子,摒弃印欧系语言教学的旧路子,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不言自明的。

如何才能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新路子呢?如何进行汉语教学改革呢?吕必松教授对这样的问题,也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说:“充分认识汉字的特殊性以及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是寻求新的教学路子的关键。”他又指明:

一种语言教学采用什么样的教学路子,要根据这种语言及其文字的特点来决定。汉字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拼音文字;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拼音文字与其所属语言的关系。因此,汉语教学的路子应当有别于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的教学路子。( 8 )

吕必松提出的这一论断,我认为是关于汉语教学路子改革的真知灼见,可说是不争之议。我们应该抓住寻求新的教学路子的“关键”,即抓住主要矛盾,在“认识汉字的特殊性以及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上下功夫,把它作为汉语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关于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及其重要性,我国的语言学界早就多有论述:

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指出:“研究汉语不关心汉字是不对的……我觉得过去研究语言的人恐怕对汉字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还强调:“尤其要研究汉字和汉语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对汉字和汉语的特点更有全面系统的论述:

“字”实际上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文字的书写单位是没有道理的。传统的汉语研究,不管是文字、音韵、训诂、方言,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以字为基础,从来不讲语素和词,不讲与此相联系的主、谓、宾和名、动、形,这绝不是我们祖宗“落后”,“没有语法观念”,而是汉语的结构本身允许做这样的研究,需要这样的研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 “字”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它的性质和作用,使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推进汉语研究。把“字”看成为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而把“词”置于一边或置于次要地位来考虑,这是汉语语言学观念的转变……语法结构单位从“词”变为“字”,这不单是简单的概念更替,而是语言研究的视点的转移。这恐怕是带方向性的理论问题。( 9 )

吕必松教授指出:

在观念上,不应当再把汉字仅仅理解为作为词汇附属品的纯书写符号,而应当理解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形、音、义结合体,理解为汉语书面语言的要素之一;在操作上,把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作为最小的语法单位……突出“字”的教学,通过以字带词、以词带句,把“字”的教学与汉语书面语言的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10 )

我们引用上面的三位语言学家关于汉字和汉语特点的论述,从中可以悟出汉语教学改革的性质和目标。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汉字的重要性,尤其要重视汉字和汉语关系的重要性。对这种重要性“估计不足”是语言学界一大时弊。其次,要充分认识汉语教学改革必须更新观念,其核心就是重新认识“字”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把“字”看成是汉语句法的基本单位,而把“词”置于次要地位来考虑。这就意味着从拼音文字的“以词为本位”转变为“以汉字为本为”,这决不单单是简单的概念更替,而是一次带方向性的转变,这无异于在汉语语言观念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其三,在汉语教学改革的操作性上,要有针对性,即针对长期以来用印欧系语言教学路子所引发的教学“危机”的种种表现,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改变现在仍占主流地位的“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教学模式,建立书面体语言教学系统;在教材编写上和课堂教学上做到口语体语言教学和书面体语言教学并重,把汉字教学与词汇教学、句子教学都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以字带词,以词带句;继承并发扬以汉字为本位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汉字和汉语某些利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使教学效率事半功倍,等等。

我们应该看到,寻找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新路子,不断深入地开展汉语教学的改革,是任重道远的,对它的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不把汉语教学从“危机”中解脱出来,不开创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民族化的教学路子,不进行改革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以勇于开拓、锐意进取的精神,把汉语教学的改革进行到底。

四、破除“汉字难学论”

从 20 世纪初至今,“汉字难学论”风靡世界,越演越烈,不少汉语学习者,谈字色变,憷写汉字。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和汉语学习者,把“听说领先”变成“听说即止”,只要能听会说,读写弃而不学,甘当文盲。国内的不少人也人云亦云,一谈到汉字教学,似乎都离不开“汉字难认、难记、难写”。这“三难”,像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让人头疼。

必须指明,这种以“三难”为内容的“汉字难学论”,对我们向世界推广汉语,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舆论阻力和心理障碍。有些教汉字的老师,鼓励学生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学汉字,其情感人。但把汉字比作挡在前进道路的“大山”,鼓励学生去“挖山不止”。这比喻恰当吗?汉字果然是一座“大山”吗?果真是“难认、难记、难写”的“三难”文字吗?

否!汉字并不难认,不难记,不难写,它绝不是难学的文字。相反,它是比较易认、易写、易记的文字。强加在汉字头上“难学”的帽子,必须摘掉。

我们先审视一下“汉字难学论”是怎么样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吧。我们炎黄子孙都知道,汉字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在 20 世纪之前,从没有人把它视为难学的文字,而是视它为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不但汉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各少数民族都沿用至今;而且,汉字早已超越了中国国界,形成“汉字文化圈”。至今,在新加坡,汉字依然是官方文字之一; 2000 年前传入日本的汉字,现在还存用 1926 个; 1500 多年前传入韩国的汉字今天还存用 1300 个汉字。在周边国家,影响很大。如在日本,中日同文时间就长达五百年之久。汉字承载着中华文化流布海内外的历史事实,无庸置疑地说明,汉字是易学的文字。不然,谁会把“难学的文字”引进到本国呢?

我们说“汉字难学论”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吕教授指明了“汉字难学“的的根由:

“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教学模式是教说什么,同时教这句话的书面形式,先出现的汉字往往笔画较多,结构复杂,因此无法按照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进行汉字教学。学生在学习的初期总是把汉字看成图画那样复杂的形体,认读、书写和记忆都事倍功半,一开始就产生了“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三难”印象,形成了学习汉字的心理障碍。( 11 )

“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教学模式,忽略了“汉字和汉语某些易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也使汉语和汉字教学的危机如陷于泥潭,越陷越深。其危害,可历数四条:

(一)、 破坏了汉字自身固有的规律。汉字造字,本来是先笔画少的,后笔画多的;先简单的,后复杂的;先独体字,后合体字。而此模式却反其道而形之,往往在学生还没学笔画、笔顺规则、部件等基础知识的情况下,就学习“谢”、“读”、“喝”等笔画多、复杂的合体字。这对汉语初学者等于当头棒喝。

(二)、破坏了学生的认知规律。人们认知汉字的过程,应是从简单的到复杂的,按照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有序地进行;而此模式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有序变为无序,学了什么“语”,就学什么“字”,实际就打破了汉字的认知规律,学生杂乱无序地学习汉字,只能造成汉字“三难”的心理障碍。

(三)、破坏了“以部件为纲”的识字、写字方法。汉字的结构单位是笔画、部件、整字。由笔画组成部件,由部件组成整字。部件是构成汉字最基本的结构单位。由此模式只停留在笔画的层面上,只能一笔一划地教和写。忽略了部件为纲的功能,就抹煞了汉字中 80% 的形声字的特点,抹煞了汉字是形、音、义三为一体的特点,把汉字蜕变为由笔画堆积起的记录汉语的一种符号。

(四)、破坏了汉字与汉语天然结合的关系,把二者割裂开来。由于此模式既不考虑汉字形体结构的规律,又在字义和词义之间建造一座人为的隔离屏障,所以使汉字教学游离于汉语教学之外。

总之,“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教学模式,贻害无穷。我们应拨乱反正,回归传统,把汉字教学和语音教学、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都结合起来,以字带语音,以字带词,以字带语法,把传统的经验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开创汉字和汉语教学的新局面。

我们说汉字是比较易认、易学、易写之文,汉语是比较易学、易说、易记之语,并非是出于推广汉语的功利主义,也决非不实事求是,不敢面对汉字难学的事实。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只要把汉字、汉语与拼音文字英语做一个全方位的综合对比,汉字和汉语是否难学,也就水落石出了。

首先,先比汉字的笔画和英语的字母。只有这两项有可比性。汉字与英语字母没有可比性。因为二者不是处于同一层面的事物。汉字基本笔划只有横、竖、撇、点、捺、提,其余的二十多个复合笔画都是从基本笔画派生出来的。这汉语 30 个笔画与英语的 26 个字母相比,论写、论念、论记,都无明显难易之分。若硬分高低,两个初学者,学汉语者写出 30 个笔画,学英语写出 26 个字母,前者肯定快于后者。

比写:汉字一笔一画上下左右地写成方块字,英语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从左向右写成一长条。汉字有笔画多的,英语也有多音节词,论写、论念、论记,两者也无难易之分。不过论读的速度,写的速度,大家都公认汉语比英语要快一些。在电脑里,更是如此。因为汉语正如老舍先生说的 “是世界上最简练的语言”。它一字一音节,同一个词,它的音节往往是最少的。如“闪电”一词,两个音节,而英国的乔依斯在作品中写到“闪电”一词时,却用了上百个字母。据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统计,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只有汉字的三分之一,即汉语比英语快三倍。

比认:汉字很好认,只要知道它是用哪种造字法造出来的,即可见其形而知其义,如象形字“牛”、指事字“刃”、会意字“炎”、形声字“桐”等,这些字都有图示性,都有外指的“物相”和内指的“意向”,都能引人联想,很容易认知;但英语一个词,只能见其形而知其音,其意只能死记硬背。又因英语是“单脑文字”,没有丝毫的图示性和联想性,难于记住。

比常用字词:汉语的常用字只能 2,500 个。只要能认读这 2,500 个常用字,就能阅读其覆盖率为 97.79% 的书报上的汉字。这 2,500 个汉字,可以构成千千万万个词,比如“天”这个字至少可组成 264 个词:天边、天才、天地、天命、天气、天鹅、天然、天时、天堂、天文、天上、天下、天真……白天、春天、秋天、明天、当天、今天、阴天、晴天、雨天、整天、冬天、夏天……,这些词,虽不是两个相加之意,但却可以从中悟出都与天的本义和引申义有关联,易理解,易记住,易举一反三。因每个字,几乎均有其义,所以有不少汉语生词,可不学自通,如学了“灯”,又学了“电”,则“电灯”即大致能不学自通;学了“车”,又学了“马”,则“马车”的词义也能认知八九不离十。类似的词,在汉语词汇中,可说俯拾即是;还有,汉语有许多同族词,识其一二,即可知其全族,比如:知一词“月”,一年十二个月即可知晓;知其“星期”一词,一周的名称则可了然;知医院的“科”之意,则整个医院各科即可不学自通。汉语这种“一以当十” 、“十以当百”的识字认词的效益,英语是没有的,它的常用词要比汉语常用字多几倍,各独自为词,缺乏关联,就如上述的“月”和“星期”名、“医院”名等,各不相同,一个一个的独立的词,都要一个一个记,跟汉字的触类旁通之妙相比,有多难啊!难怪学过汉英双语者深有感触地比喻:“学英语,如同爬坡,越学越难;学汉语,如同下坡,越学越容易”。

有人会说,汉字多达数万,结构繁多,很难写;而英语字母就那么 26 个,就能拼出数以万计的词。诚然,汉字字数多,结构繁复;但是,汉字是有规律的,只要顺其规律,即可化难为易。如:汉字形成的规律是:先笔划少的,后笔画多的;先结构简单的,后结构复杂的;先独体字,后合体字。只要这样顺应汉字固有规律来教汉字,就会一顺百顺,势如破竹;如违反其规律,如第二课教学生写“谢”字,这破坏了汉字“先笔画少、先结构简单、先独体字”的有序之规,而是“先笔画多,先繁复,先合体字”的逆反方向而行之,这不是人为地制造“汉字难学论” 又是什么呢?再说,在学生掌握了汉字笔画、笔顺规则后,再掌握 100 至 200 个汉字部件,就差不多能写所有数万个汉字了。因为所有的汉字几乎都由这 100 至 200 个部件组成的。汉字的部件,是根据统计有 600 多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罕用部件,常用的主要部件只有 100 多个,它们几乎覆盖所有 2,500 个常用字。记住这些部件,意味着所有的汉字就都会写了。我们之所以提出汉字教学“以部件为纲”,就是为了“纲举目张”,只要教会学生会认、会写、会记住 100 多个部件(有相当多的部件是独体字)。汉字难写也就迎刃而解了。教学生记住 100 多个部件,如同记住 100 多个英语单词,能说难吗?

最后,还应该从语法上比一比,因为这是一种语言难学与否的重要标准。语法学界都公认汉语语法是简明易学的。汉语的词没有什么语法变化,比如“吃”不管主语是“你”、“我”、“他”,还是“你们”、“我们”、“他们”,“吃”还是“吃”,都没有语法变化;动作、时间和状态是靠加动态助词表示的;而英语,性、数、格、时的变化却很繁复,可谓难而又难。

综上所述,汉字和汉语确实不难,跟英语全方位一比,其易学、易认、易记、易写可说是显而易见的。汉语“三难”的帽子该扔进太平洋去。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汉字有超时空性的功能,又有储存形、音、义三种信息的天性,它的视觉输入信息远远优于线形的拼音文字。我们应以五千年汉字文明传承者的名义,想想过去。“不了解过去的人,必定会曲解现在。”汉字的生命力是无穷的,它已经为承载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化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它必将在新世纪新千年中立下更辉煌的丰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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